據《百家姓辭典》記載：中國人的姓氏多達6363個，其中：單姓3730個、復姓2498個，三個字的有127個，四個字的有6個，五個字的有2個。若按每姓一堂計算，全國至少也有六千多個堂號，這對研究中國文化史有著重要的價值。

1、堂號反映了強烈的血親觀念。

中國宗法制社會，首先表現出來的社會心理就是對血緣關系的高度重視，這一社會心理在堂號中也有所反映。前面所說的河南省密縣五里河李氏就是由于家庭分支，形成了同姓不同堂號；而在我國南方閩粵一帶的洪、江、翁、方、襲、汪六個姓氏，共用一個堂號——“六桂堂”。“六桂堂”大約出現于北宋初年，它是我國一個十分著名的堂號，據歷史文獻記載，南方的這六個家庭，雖然其姓氏不同，但實際上卻是一父所出的同一家人，而追本溯源，統統都是翁家的后裔。

2、堂號反映了強烈的區域觀念。

區域觀念的突出表現就是以地名堂。如：海氏，系承海春，望出薛郡。春秋時代始見于衛國的海氏，當秦漢統一天下之后，族人卻集中于薛郡，也就是現在的山東省西南部及江蘇省北部地區，后以薛郡為繁衍為中心，逐步向其他地區播遷。

因此，兩千多年以來，海姓人士，都不會忘記他們世代相傳的堂名是“薛郡堂”，在共同的堂名之下，敦宗睦族，守望相助。再如：諸葛氏，系承葛伯，望出瑯琊。這個古老家族的發祥地諸城，位于現在山東省境內濰河上游的東岸，屬秦、漢之際瑯琊郡的范圍內。因此，后世遍布全國各地的諸葛氏，絕大多數都世代沿用著“瑯琊”的堂名。大家所熟悉的諸葛亮，也每每自稱：“瑯琊諸葛孔明”。

另外還有岳氏的“山陽堂”、墨氏的“梁國堂”、徐氏的“豫章堂”、鮮于氏的“漁陽堂”、仲孫氏的“高陽堂”、歐陽氏的“渤海堂”、上官氏的“天水堂”、荊氏的“廣陵堂”、蒯氏的“襄陽堂”、融氏的“南康堂”、易氏的“濟陽堂”、古氏的“新安堂”、柴氏的“平陽堂”以及呼延氏的“太原堂”、愛氏的“西河堂”、茹氏的“河內堂”等，都是以地名堂。

3、堂號反映了強烈的宗族榮譽感。

中國歷代有識之士，為本氏族繁榮昌盛，世代廉潔奉公，不計名利，樂善好施，給后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如：楊氏“四知堂”，聞名天下，東漢楊震，為東萊太守，道經昌邑，縣令王密求見，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，震曰：“故人知君、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”密曰：“暮夜無知者。”震曰：“無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，何為無知！”密愧而出。楊氏后代子孫，以“四知堂”來懷念拒絕腐蝕、不受賄賂的先祖楊震。如：馮氏“大樹堂”，東漢名將馮異，輔佐漢光武帝劉秀定天下，諸將并坐論功，異常獨處樹下，軍中號為“大樹將軍”。再如：范氏“麥舟堂”，宋朝范仲淹，遣子純仁，至姑蘇運麥，船至丹陽，遇石延年(曼卿)，曼卿語及無資改葬親人，純仁即以麥船賻之，至家，向父述遇曼卿窮況事，父曰：“何不以麥舟與之？”純仁曰：“已付之矣”。后常以麥舟作助營喪事之典。

還有胡氏的“安定堂”、許氏的“居廉堂”、徐氏的“八龍堂”、錢氏的“樹錦堂”、魏氏的“十思堂”、陳氏的“歸來堂”等，都是族人以祖先的嘉言懿行來定堂名，要求后世子孫永遠繼承發揚先祖的美德。

4、堂號反映了強烈的道德觀。

在宗法社會，以宣揚安分守己，服從封建禮教為中心的倫理道德和人品道德。諸如：張氏的“百忍堂”、任氏的“五知堂”、秦氏的“謙德堂”、劉氏的“重德堂”、“五福堂”、楚氏的“秉德堂”、邵氏的“安樂堂”、樂氏的“厚德堂”、周氏的“忠信堂”、于氏的“福聚堂”、蔡氏的“克慎堂”等，都能體現宗法社會的道德觀念。如：張氏的“百忍堂”，唐朝鄆州壽張人張公藝，九世同居；麟德中，高宗祀泰山，路過鄆州，至其家，問，何以能此？公藝請紙筆，但于紙上書百余“忍”字。再如：任氏的“五知堂”，宋朝任布以“五知”為堂，即知恩、知道、知命、知足、知幸。

5、堂號反映了對祖先的崇拜。

對祖先的頂禮膜拜，是中國宗法社會表現出來的又一顯著的社會心態，意在“光宗耀祖”、“揚名顯親”。在堂號中，多是以官職為堂或別墅為堂來體現。如：屈氏的“三閭堂”，戰國楚人屈原曾任三閭太夫；馬氏的“伏波堂”，后漢光武時，馬援為伏波將軍；郭氏的“汾陽堂”，唐朝上元中，郭子儀進封為汾陽王；白氏的“香山堂”，唐朝白居易，晚年隱居洛陽香山，號為香山居士；裴氏的“綠野堂”，唐朝宰相裴度，以宦官擅權，時事已不可為，乃自請罷相，以洛陽午橋創別墅，花木萬株，中起涼臺暑館，名曰：“綠野堂”。

總之，堂號是中國宗法社會特有的產物，它的產生、發展，多與修譜、建祠堂同時進行，它在我國歷史很久，流傳甚廣，是我國歷史典籍和文化遺產中的寶貴財富。